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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科研可以再区分为国家自身科研计划委托与学者自身科研计划资助两类，前者往往是命题式，后者即所谓自拟课题。

[5]参见前注[3]，张千帆书，第228页。国家应当本着科研经费制度匹配科研活动类型、科研活动类型之间资源分配平衡的原则构建合宪的科研经费制度。

也就是说，尽管国家计划型科研经费的支付、管理、监督当然是政治活动(行政行为)的一部分，但这种政治活动的本质仅仅是为真理探索提供帮助和支持而已，若将真理探索活动本身与国家施政混同起来，就是将学术活动与政治活动等同了起来，最终会阻碍学术、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然而，在我国，将作为积极权利的学术自由当作请求权显然并不现实，其无法通过司法过程具体化。总之，在实行预算管理的基础上对国家计划型科研活动提供一种宽松、结果导向(而不是过程控制)的科研经费制度才符合科研自身规律，体现我国《宪法》第47条第二句的下限制约。从科研自身规律出发对科研活动进行类型化是必须的。然而，与古典时代显著不同的是，现代科研活动的规模度、复杂度和困难度已经大大加深，许多科研活动如果不从外部获得资源(市场经济制度下主要指资金)的扶持与帮助，就几乎难以开展。

第三，政策智库型科研是一种自由度最小的科研活动类型，由于涉及大量的价值判断，性质上类似国家政治活动，因而，德国的一些学者不认为政策智库型科研属于学术活动。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土地乃天然而成，本不属任何人或任何国家。

（一）兴起的市场经济是《土地管理法》三轮修法的直接动因 制定于1986年改革开放中期的《土地管理法》，虽不可避免地遗留着较浓郁的计划经济色彩，但毕竟结束了长期以来土地管理无法可依的局面，实现了我国土地管理由多头分散管理向集中统一管理的历史性转变，其具有划时代的价值。4.本条对征求意见第二稿增加增值收益调节金的规定没有保留，也令人不解。这个立法修正案在2019年7月二审稿增加8个条款、删除4个条款、修改18个条款共涉及29个修正点的基础上，作出增加9个条款、删除4个条款、修改22个条款共涉及35个修正点（其中一个修正点涉及相关概念名称统一）的决定，结束了本轮土地管理法修法活动，表明中国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完成。第三，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的村民是否还享有所谓宅基地三权分置中的资格权？这个问题涉及村民的居住权保障，此在法律中留下问题尾巴，实际操作就更难了。

（二）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是对《土地管理法》修法之挑战与机遇 2004年《土地管理法》第三次修正后近十四年来，屹立未动，对国内土地管控与利用起到了积极作用，法价值目标得以基本实现。这一法则借鉴价值较高，当然对法官的要求也很高，应该尝试，也借以避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发酵。

2.关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二是规范了入市后的基本管理措施（修正案第24条）。二是在认真总结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成果基础上形成立法修正案，以有效因应时代的需求与历史任务。其中，删除了原征求意见稿中腾退出的宅基地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与宅基地使用权人协商回购，主要用于满足本集体内部的宅基地再分配，或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整理利用的内容，使本条避免了拖泥带水而又理不清的所谓集体回购问题。

4.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农地三权分置和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相关政策共出台计十余个。（四）关于耕地保护制度的矫正 1.在土壤改良方面政府的义务与责任偏软 新《土地管理法》完全保留了第31条的原条文，即基于土壤改良对政府的责任或义务用词为可以要求。而这里唯一需要明确的恰恰是：无论规划成片开发建设是否纳入各类规划和年度计划，有无部委关于成片开发建设的标准，均须以这类建设是否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为判断前提。从目的认知，公共利益即公益，公益性对应商业性。

但在第30条第1款中强调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紧接着第2款中则规定：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而救济条款内容有源可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明确了对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事后救济的途径。

同理，更不应删除原法第37条第3款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的规定，而放任弃耕抛荒、浪费土地的行为。另一种是特殊征收，比如做园区大面积开发，保证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价值实现。

1.户有所居实现的保障主体。这样宣示的概念无法体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理应剔除。因此，应增加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抛荒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土地的规定。其二，集体建设用地解禁入市的规则尚不明朗，特别是离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制度还有相当距离，应加快有效的可操作性的配套法律举措的步伐。2.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2018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的立法说明阐述了在修改过程中的立法基本原则有坚持正确方向、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制度创新、坚持稳妥推进等四个方面。现行《土地管理法》的第四轮修法，启动于2017年7月原国土资源部送审稿，经过2018年2月与5月两次司法部征求意见稿到2018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稿、2019年7月二审稿，直至2019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土地管理法（修正案）》。

第三，改革或修正了征地程序，更加注重征收实践对农民利益的维护（修正案第18条），其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其指出，台湾的区段征收，就采用了抵价地的方式，和原土地产权所有者共同开发。

4.除三块地改革方面的其他修改。第二，《土地管理法》第62条规定中允许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的主体，限于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若有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的在村一户多宅的村民却不可按照进城落户村民的退出条件处理，明显忽略了其他愿意退出的在村村民的选择权。

经济学家刘守英教授认为：征地制度上，要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建议借鉴中国台湾地区，两种征地方式同时进行，即一种是划定征地目录以后，一般性征收就依据符合公益性用途原则。3.在现实与法律中，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将建设用地出租并不鲜见，承租人取得的是土地租赁权，属于债权性质，其在法律上已有民法之合同制度加以规范，所以，第63条无须将出租与出让统一规定，入市问题关键在出让（转让），否则概念的混淆很有可能破坏已有的基本法理及其普适的法制度体系。

尤其是不能理解删除原法第37条第3项的意图。2.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责任落实。本条最可贵的在于增加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一征收目的，具有特别意义，其既是对所列举的适用征收情形加以目的限定，也是与《宪法》《民法总则》等法律的科学合理衔接。例如征收条件的设立，为了公共利益六个字的加入，户有所居入法、宅基地退出机制、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要求，特别是修正案第23条规定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应当对本法第六十三条规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作出合理安排等，表现出增强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的努力。

立法者基于一定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修法中力图反映当下中国改革的基本实际需求，有创新意识和解决现实难题的良好愿望。有条件解禁了原不允许宅基地退出的制度，但缺少一系列配套规则，缺乏制度接口，表明立法修正时公法与私法的对接协调很不够，这即使不是立法者的迷茫至少也存有主动担当作为不够的现象。

但这些程序在实践中将十分烦琐。立法者对此保持冷静，注重制度设计的稳妥性，深可理解。

3.《土地管理法》第62条第6款的规定在全国人大二审稿之后变鼓励条款为应允条款，即国家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新修正的《土地管理法》第45条是新增的关乎启动征收的实质要件之重要条款。

从世界先进文明的立法例维度看，公共利益也是同样如此可被界定。政府自有政府的义务，不应越权理事。党的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其提示《土地管理法》修法若干重要方面之指向愈加鲜明。对其管理抑或限制与自由的制度调节举足轻重，其法律规范意义非凡。

这样的法之效率乃至公平观均值得再思索。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事实，报告进而提出了区域协调、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等发展战略。

但遗憾的是： 第一，缺乏相对人不服时的程序救济条款，没有采纳学者建议的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他土地权利人对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的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但让利有限，仅限于工业、商业用途，排除了现行《物权法》第137条中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方式，仍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已经2019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这是自2011年的部委送审稿以后到2013年以改革为主题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颁布以来，启动新一轮土地改革后最重要的立法盛事之一。二是明确允许宅基地有条件的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修正案第62条第6款）。